有关建筑的历史与知识纷繁庞杂、千头万绪，想要了解它并不容易。文本以图示和要点解读的形式为读者整理出中国建筑主要的10大建筑要素。

　　中国疆城广大，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明显，各类人群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也多有不同。由此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建筑。但从整休来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单体造型大体保持了由屋顶、屋身、台基共同构成的“三段式”特征，其中又以汉族地区的传统木结构建筑最为典型。单体布局方面，中国传统建筑普遍为矩形平面，一般于长边方向开门，与欧洲古典神庙、教堂等建筑惯于短边开门的做法差异明显。

　　就组群布局而言，中国传统建筑以院落围合为基本特征，通过由屋宇、围墙、回廊等共同构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可以营造出宁静、安全、舒适的生活起居环境。同时通过不同院落的巧妙组合，又可以形成规模庞大，且富有秩序感与神圣性的建筑群体，由此即可发展出满足不同社会需求的建筑类型。

　　“三段式”是传统木构建筑的基本造型规律，历代沿用不辍。三段的上段为屋顶，亦称屋盖，是造型与等级重要的象征物之一。屋身为中段，是主要的使用空间，不同的开间数也直接彰显了等级与秩序。台基为下段，是建筑基础所在，高度与样式的变化直接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差异。图示为北京故宫太和殿高居三重须弥座台基之上，面阔十一开间，顶部为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充分彰显了帝王的至高权力。

　　传统木构建筑由于受到材料特征的约束，单体平面普遍为矩形，内部以立柱形成十字形柱网。长边称面阔方向，短边为进深方向，计量单位以两根立柱之间的空间为一“开间”。面阔的开间数自隋唐之后通常取奇数，多为三至十一间，早期还有偶数开间的做法。进深方向则奇偶均可。不同位置的开间各有名称，中央称当心间或明间，尽端为梢间，其余均为次间。图示为北京故宫太和殿平面图，面阔十一开间，进深五开间。

　　在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曾有一次波澜壮阔的技术革新，最突出的特征是在保持面阔与进深的开间数均不变的前提下，将室内的柱网予以简化。常见做法是通过使用大跨度梁枋，从而减少内部的立柱数量，获得开敞的室内空间。同时为兼顾结构可靠性和空间需求，还可移动立柱位置。图示为华严寺大雄宝殿平面，可见殿内进深方向减去两排共十二根立柱，还将剩余的两排立柱进行了移动，由此获得了开敞的供奉与瞻礼空间。

　　传统木构建筑为丰富造型，获得开敞的过渡性空间，常于主体外围使用围廊。唐宋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其围廊常环绕主体布置，称为“副阶周匝”。如太原晋祠圣母殿，主体以围廊环绕，同时配合减柱做法，在前部形成了非常开阔的祭祀空间。明清时期，环绕做法逐步减少，多于建筑前后设横向外廊，如前述太和殿的做法。

　　中国传统布局以合院式格局为典型，普遍具有明确的中轴线与递进关系，核心建筑位于中央位置。左右对称分布各类辅助设施。同时为增强气氛、确保安全，核心建筑之前往往会沿轴线设置多重连续的院落。如北京故宫宫城内以三大殿为中心，左右对称安置了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慈宁宫、宁寿宫等，并以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等分隔，形成多进院落。

　　中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核心，是一种通过榫卯技术连接起不同构件、轻巧高效的框架式承重体系。木制构件依位置与功能不同，主要有柱、梁、额、枋、檩、斗拱、椽、飞等，一般统称为大木作。而与之配合的门窗、室内装饰等则称为小木作。大木作是结构构件，配合台基，以承重为主要功能，形同骨骼；而小木作、屋瓦、脊饰等主要起着维护、装饰作用，类似肌肉与皮肤。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姿的传统建筑，而各类构件的造型与功能演化，也直接奠定了传统建筑不同的样式与时代风格。同时，由于现存有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程做法》两部官方营造文献，故而针对类似位置与功能的构件存在两套术语体系。为明晰起见，元代及之前的建筑通常以《营造法式》的术语称呼，而明清时期的建筑则以《工程做法》的术语讨论。

　　柱是一种垂直支撑构件，在木构建筑中通常采用单棵树木的主干制作而成，是核心承重构件之一。单层建筑中的柱一般上承斗拱、梁枋，下接柱础及台基，负责承托整个建筑，并将荷载传递至地面。依位置不同，位于檐下的称檐柱，位于室内的称金柱或内柱。柱的造型通常顺应木材的自然形状，上细下粗，但南北朝时期，亦曾有特殊的梭柱出现。

　　梁是指进深方向的水平承力构件，负责逐层承托整个屋面的重量，并通过与柱的交接，将荷载传递至柱身之上，同为核心的承重结构。梁依据清代的命名规则，常见有三架梁、五架梁、七架梁。与之对应，宋代则称为平梁、四椽袱、六椽袱。历代官式建筑的梁无论外观抑或断面，多为方正平直的矩形。而江南民间建筑中则多见秀丽灵巧的圆弧造型，称为月梁。

　　额与枋指的是在面阔方向承接斗拱或檩的水平承力构件。宋代称其较大者为额，较小者为方。清代将较大者称为额枋，较小者称为枋。木结构最上部，与额枋平行，直接承托椽、飞与瓦面的水平承力构件，宋代称为博或方，清代称为檩或桁。额、枋、檩三者通过与梁柱及斗拱交接，形成了完整的框架式结构，得以有效传递荷载，完成结构作用。

　　椽位于建筑顶部的檩之上，一般为圆形或方形的细长木条，分段固定于两根檩之间。其作用形同人体的肋骨，覆盖了整个梁架上部，形成稳定的基面、用以承托各类屋顶构件。飞亦称飞椽，实为椽的延长，一般以方形木条附于椽之上，可以进一步增加屋面外延，增强遮蔽风雨的能力。飞椽通常仅出现于唐代以后的建筑之上，这也成为判定建筑年代的重要标志。

　　传统建筑的屋面依时代与地域不同，存在多种做法。明清时期北方官式建筑在椽飞之上会铺设一层薄木板，称为望板，之上再铺设由石灰黏土、细沙混合而成的三合土防水保温层，称为苫背。重要的皇家建筑会以铅锡薄片铺砌于屋顶，增加一层防水层，称为锡背。苫背上方就是以灰浆黏结砌筑的屋瓦与脊饰。早期屋面做法较为简单，于椽飞之上直接置薄砖，称为望砖，其上再铺砌屋瓦。此种做法利于散热，明清时期仍流行于南方建筑中。

　　中国境内不同区域木构建筑的风格差异颇大，但从结构角度看则较为统一，大体可分为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三种技术体系。

　　抬梁式结构通过使用大跨度粱枋，可以获得较开敞的室内空间，在大型建筑上得到广泛使用，而穿斗式与井干式则多用于小型建筑。同时，与木结构并行，砖石结构在各时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早期以砌筑台基、墓室、小型建筑最为常见，至元明时期则出现了较大型的砖拱券建筑，多以仿木建筑形象出现，俗称“无梁殿”。与前述技术相配套，夯土技术自原始时期开始，就在建筑基础与墙体建造上得到了广泛使用。至晚近时期，更发展出了以土楼为代表的集合式大型住宅体系。

　　抬梁式结构是中国传统木构最主流的技术类型。基本特点为柱顶置梁，梁的端部安放檩条，梁中部通过短柱支叠短梁，层层而上，可至三到五层。如柱顶使用斗拱，则梁头安置于斗拱之上。借助大跨度的梁枋，这种结构可以提供开敞的室内空间，故而为各类高等级建筑广泛采用，图为唐代建筑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内的抬梁式木构。

　　穿斗亦称“串逗”，常见于南方地区。基本特征为檩条直接置于柱头之上，沿进深方向用穿枋将柱子串联起来，形成一榀榀的屋架。沿面阔方向，再用穿枋将各榀梁架串联起来，由此形成整体框架。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用材节省，取材便利，可以用细小木料组合为屋架。但由于柱列密集，无法提供开阔的室内空间，一般只用于小型民居之上。

　　穿斗式结构为降低过密柱列的影响，部分吸收拾梁式的做法，发展出了混合式做法。此种做法仍为柱头承檩，以穿枋连接柱列，但通过局部使用大型穿枋，形成了类似拾梁式的格局，有效减少了室内立柱数量，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做法，故而现存穿斗式结构普遍具有混合式的特征。图示为潮州民居中的混合式屋架。

　　因其状如古代水并的围栏，故名并干。并干式结构首先将木材平行向上层层叠置，在转角处利用榫卯咬合，形成房屋四壁，然后在侧壁上承檩构成房顶。但此种做法木材消耗巨大，故而多见于林区，中国只在东北、西南山区少量出现。图为著名的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正仓。

　　在中国西南山区，如羌族及嘉绒藏族聚居区，山体多为板岩或片麻岩，易于开采加工，且经人耐用，故而逐步形成了以石材砌筑墙体的结构形式，此类建筑墙体为石砌，屋顶为木结构，上覆士层，很适合当地干燥少雨的气候特征。图为马尔康地区的松岗民居及碉楼建筑群。

　　夯土技术早在原始时期即已出现，通过人工夯筑，可以大大增加夯土体的强度和耐久性，是古代墙体、台基常用的构造方法。由于夯土是分层夯实，在夯土体之上能看到明显的分层痕迹。图示为克孜尔尕哈烽燧，位于新疆库车，始建于西汉，沿用至唐代，是丝绸之路北线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夯土烽燧遗址，高约12米，夯土层厚12厘米-15厘米。

　　中国早期纯砖石结构多见于地下墓室，地面以上除佛塔及桥梁外，较少使用此类技术。至元明时期，伴随砖瓦生产的迅速增长，同时通过吸收中亚与西亚地区的拱券技术，汉地出现了样式繁多的砖拱券建筑，多数为仿木建筑造型。图为山西太原永祚寺正殿，建于明万历时期，下层外观五开间，上部外观三开间，内部均为三座连续的砖拱券。

　　斗拱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最独特的部分，状如绽开的花朵，居于檐下，通过层层出跳来增大檐部伸出距离，并将其承托的屋顶重量传递到柱、额之上。同时斗拱也是重要的立面装饰与等级象征，通常只用于高等级建筑。早期斗拱的构成较为简易，多由简单叠累的斗与拱构成，结构承力功能突出。此类做法在殷商时期已可看到雏形，战国时期中山王陵出土的铜案上可看到明确的一斗二升斗拱造型。至汉代之后，斗拱开始得到普遍使用，但出跳较少，造型以一斗三升为主。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斗拱发展迅速，出现了斜向的昂，通过杠杆原理，使出跳距离明显增加，檐部也得以进一步外伸，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建筑下部的木结构与基础。至宋金元时期，斗拱已趋于成熟，开始日渐富于装饰性。明清时期是斗拱发展的最后阶段，此时斗拱的结构功能已日趋式微，装饰与等级象征成为主要功能。

　　斗拱的计量单位以组而论，宋代称为一朵，清代称为一攒。依位置不同，可分为柱头斗拱（宋称柱头铺作、清称柱头科)、柱间斗拱（宋称补间铺作、清称平身科）、以及转角斗拱（宋称转角铺作，清称角科)。早期建筑仅有转角斗拱与柱头斗拱，普遍雄大健硕，有力地承担了深远的檐部，如图佛光寺前檐悬桃伸出达四米之多。柱间斗拱出现于中唐之后，图中可见造型纤细、亿博电竞平台尚处在发展中的柱间斗拱。

　　斗拱主要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通过榫卯结构相互连接，用以承托上方的博、枋等构件。斗拱至唐宋时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构成模式，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其规格以拱与昂的出跳数量来定义，通常为一至五跳，宋代分别称为四铺作至八铺作，清代则取奇数，称为三踩至十一踩。图示即为一朵宋代五铺作斗拱模型。

　　汉代是斗拱的成型期，在画像石、墓阙、明器等材料上可以看到此时斗拱的形式已颇为丰富，有一斗二升、一斗三升等做法，有单层拱，也有重拱。斗拱一般置于柱头之上，用于多层建筑外檐时，则常用插拱做法。图示为东汉陶楼，在建筑本体之上伸出一条悬臂插拱，再在其上安置多层叠累的重拱，形成出跳。

　　本时期一斗三升做法仍在沿用，但多与人字拱配合出现（图a）。同时，更先进的纵向出跳做法也开始出现，如朔州九原岗壁画墓所示建筑。现存实物以源自中国南朝木构技术的日本法隆寺最为典型。（图b）为法隆寺中门斗拱，可见拱与斜昂自柱头栌斗之内出跳，最上方安置斗拱与替木，直接承托檐枋，做法简洁明快，轻盈高效。

　　唐代斗拱日趋成熟，柱头与转角铺作已很完善，但补间铺作还较为简单，只起到辅助作用。图为代表中晚唐技术特征的佛光寺东大殿斗拱，可见柱头铺作气势雄挥，体量巨大，自柱头栌斗内出四跳，两根斜昂跃然而出，有力地承托起檐都，斗拱较法隆寺更加紧密合理。反观补间铺作，仅出两跳，十分纤细，两侧还有转饰性云拱出现。

　　辽代斗拱继承了唐的技术特征，以柱头与转角铺作为核心。补间铺作仍较纤细，但较佛光寺已有明显进步，如独乐寺观音阁，补间铺作已通过斗子蜀柱直接落于阑额之上，受力变得更加合理。同时辽代斗拱的装饰性也日益增强，如应县木塔有六十余种斗拱样式，转角铺作尤其华丽，两侧拱身采用斜切造型，与上方斗拱反复穿插，如花团锦簇一般。

　　斗拱发展至宋代已十分成熟。补间铺作的造型、体量及结构作用已与柱头铺作趋同。通过《营造法式》与相关实物可以看到，宋代斗拱设计制作具有显著的规范性，模数制已得到广泛运用。伴随补间铺作的成熟，柱头与转角铺作所承担的荷载明显降低，斗拱用材与体量也开始减小，假昂做法开始出现，太原晋祠圣母殿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金代斗拱继承了宋代端庄、规整的风尚，但又受到辽代斗拱装饰化特征的影响，大量使用斜拱。此类斜拱一方面可以增加荷载承受力，但更多则是出于装饰目的，具有突出的炫耀性。如大同善化寺三圣殿的补间铺作，一反早期纤细、弱小的形象，刻意制作成极其复杂、夸张的造型较之柱头铺作庞大许多。元代斗拱大体上继承了金代的特征，但斜拱已较少使用。

　　明清时期，伴随结构技术的发展，梁柱结合日趋紧密，斗拱的结构作用被明显削弱，体量随之大大缩小，昂已全部变为假昂。此时斗拱逐渐从最重要的檐部支撑结构，转化为近乎檐部装饰的构件。与之相应，檐下斗拱数量明显增加，排列密集，远远望去，宛如一条凸凹变化的立体装饰带，与佛光寺檐下形象分明、健硕雄仕的早期斗拱造型迥然不同。

　　榫卯是榫头与卯口的简称，指传统木结构的连接构件及其工艺。木构件上凸出的连接部分称为榫或榫头，凹入的开槽则为卯或卯口。榫卯工艺就是将榫头插入卯口中，使各构件连接并固定，以此构建出完整的木构框架。榫卯工艺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结构技术，而中国传统木结构则是运用榫卯工艺最广泛、最完善的技术体系。传统木结构由于采用分件制作，在实践中普遍采取榫卯连接的方式，但必要时也会用铁钉、铁箍等加固，如椽飞普遍会使用铁钉予以固定，拼镶梁柱会以铁箍加固。中国榫卯工艺早在距今约五千年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后期逐渐成为木结构技术的主流。通过使用榫卯工艺，木构建筑可方便地维护、拆卸、搬迁，同时木制榫卯的弹性结构也对抗震稳定起着良好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一大优势所在。

　　传统大木作，无论柱、梁、额、檩、斗拱，普遍通过榫卯结构予以固定，由此形成了一个轻巧的框架体系。辅以合适的结构类型，如抬梁式结构，可以形成灵活开敞的室内空间，避免了墙承重体系中室内空间直接受制于墙体分布的缺陷。这也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一大优势所在。

　　图a为角柱端部卯口，用以容纳十字交叉的额枋。图b为檐柱榫卯，可见顶部榫头和两侧用来与燕尾榫交接的梯形卯口。图c为檩条，可见特殊的十字刻半榫，专用于两个圆柱形构件进行水平九十度重叠交接。图d为大梁的梁头，可见上部用来承托檩条的半圆形卯口及下部用来插接枋及垫板的卯口。此外，还能看到柱与额枋交接的状态。

　　《营造法式》作为现存最早的官方营造文献，保存了大量早期榫卯做法，普遍较后期更加复杂。如槫及枋的连接，采用螳螂头做法，即榫头不是晚期较简单的外大内小的燕尾榫，而是端部呈梯形、状如螳螂头部的复杂榫卯做法。其他如勾头搭掌、鼓卯等做法亦类似，均较后期复杂。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构成最复杂、变化最多样的部分。一攒斗拱往往会由数十个部件组成，各部件依据位置不同，还会有不同的名称，颇为复杂艰深。仅斗拱本身，就是建筑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图a为一攒宋代四铺作插昂斗拱的分件示意图，可见构成之复杂。图b为一攒元代四铺作插昂斗拱实物，构造与宋代基本相同，可代表组合后的形象。

　　屋顶是三段式格局的上段，也是传统建筑造型与等级最重要、最突出的象征物，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富有独特视觉效果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完备体系。远远伸出的层檐、高耸的流线型屋面、飞鸟展翅般的翼角、绚丽多彩的琉璃装饰等，都是传统木结构屋顶独有的魅力。《诗经小雅》对此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形容。至明清时期，常见的屋顶样式主要有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平顶等。通过不同屋顶的组合，可以使建筑形体与轮廓线变得愈加丰富，特别是从高空俯瞰，造型效果会更加优美突出，由此屋顶也被称为建筑的“第五立面”。与此同时，屋顶也是等级制度的核心体现。以明清时期为典型，不同样式的屋顶形成了明确的等级秩序与使用组合原则，深刻影响了单体造型与组群布局。

　　庑殿顶亦称四阿顶，阿指屋顶坡面，顾名思义，是由四向聚拢的四个坡面构成，图示为华严寺大雄宝殿。因各坡面交汇处会施用一条正脊与四条垂脊，故而庑殿顶也称五脊顶。庑殿顶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实物以东汉墓阙及佛光寺东大殿为最早。它的出现早于歇山顶，后期逐渐成为最高等级建筑的象征，一般用单檐，重要者可用重檐。

　　悬山顶又称两坡顶，即沿建筑进深方向前后各伸出一个坡面，是最常见的一类屋顶。悬山指屋面的两端会悬挑伸出在山墙（即进深方向的墙体)之外，用以遮蔽风雨，保护木结构和墙体，如图示佛光寺文殊殿。悬山顶最早可见于汉代画像石与明器，但仅用于民间建筑或次要建筑，可见当时屋顶等级已有明显区分。

　　歇山顶源自悬山顶，出现相对较晚，因其有一根正脊、四根垂脊、四根戗脊，也称为九脊顶。通过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及相关建筑，如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图a)可以看到，歇山顶相当于在悬山顶四周增加了一圈副阶，以四坡形屋面与之组合形成了歇山造型。国内现存最早的实物为唐代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图b)。歇山顶样式华丽、变化丰富，后期成为仅次于庑殿顶的次高等级屋顶样式，在得到广泛使用的同时也发展出了诸多绚丽多彩的样式，如故官角楼的十字歇山顶（图c)，以及中央不设正脊、改用弧形屋顶的放宫畅音阁卷棚歇山顶（图d)等。

　　硬山顶源于悬山顶，其山墙为砖石砌筑，与土坏或木板墙相比坚固许多，故得名“硬山”。由于砖石山墙坚固耐久，故而屋顶不需伸出山墙之外进行遮蔽，两侧山墙反而会高出屋项，将整个山面封闭起来，更好地发挥保护作用，如图示沈阳故宫文溯阁。硬山顶在宋代已出现，至明清时期得到普遍使用，成为民居和低等级建筑的常用做法。

　　明清时期屋顶的等级秩序与使用组合原则颇为复杂，首先重檐等级高于单檐，其次庑殿顶为最高等级，由此形成重檐庑殿＞重檐歇山＞重檐攒尖＞单檐庑殿＞单檐歇山＞单檐攒尖＞悬山＞硬山的等级排列。就组合原则而言，建筑群中正殿屋顶等级应最高，配殿其次，前导殿宇均应低于正殿。

　　其中，、端门、太和檐门作为前导，采用重檐歇山顶。午门为故宫正门。门楼采用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两侧辅以重檐攒尖阙亭。太和殿作为至高所在，同为重檐庑殿顶。而其后地位稍逊的保和殿，则降为重檐歇山顶。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的体仁阁与弘义馆为单檐屋顶顶二层楼阁。与太和殿形成很好的匹配关系。而中轴线两侧的侧门及北向的乾清门则均使用单檐歇山顶。四角辅以高耸的重檐歇山崇楼，进一步完善了整个空间的等级秩序关系。

　　台基是三段式格局的下段，是整个建筑的基础所在，与之配套的还有台阶、栏杆等部分。台基的出现最早源于木构建筑御潮防水的需求，但随后成为建筑等级与装饰的重要内容。早期台基为纯夯土做法，两汉时期高等级的台基外部开始普遍包砌砖石，起到防护与装饰作用。至南北朝隋唐时期，除普通方形台基外，还通过吸收佛座造型，发展出了须弥座式台基。普通台基一般以夯土为内芯，外部包砌砖石，华丽者会贴砌各种纹样的饰面砖。须弥座台基则多以石材砌筑雕刻，普遍做工精美，是高等级建筑的重要标志。台基之上的栏杆早在河姆渡文化中已有发现，起到防护、装饰的作用。宋代称为勾栏，通常由竖向的望柱和横向的寻杖与栏板组成。早期为木制或木石混合，局部使用金属构件予以加固。至金元之后、大型建筑的须弥座台基之上多配用雕饰精美的石质栏杆。

　　本时期的台基已较为成熟，如中唐时期的输林窟第25窟壁画所绘，台基多为矩形，装饰十分华丽，上部四沿与侧面均镶嵌了不同颜色的团花纹方砖，台阶部分亦为花砖包砌。建筑前都的莲池边则有栏杆围绕，主体为木制，纤细轻巧，望柱顶端和构件交接处为金属装饰，类似做法仍可见于日本传统建筑中。栏板上还雕饰有各种棂花纹样。

　　本时期的台基做法已十分华丽，特别是高等级须弥座尤其突出。完成于北宋初年的正定隆兴寺大悲阁须弥座，共十一层，上部雕饰了伎乐天、迦陵频伽、兽面、人面、团花、仰莲等。束腰壶门内雕饰伎乐人物，下部为蹲兽和覆莲。整体造型可谓样式繁复、做工精美，是国内现存高等级须弥座代表之一。

　　辽金时期的大型建筑台基多为方形，外部以砖石包砌，华丽者会在边缘镶嵌花砖或石雕。勾栏仍以木结构为主，样式较为朴素，局部辅以金属加固，与唐代颇为类似，如图示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所绘。中小型台基则常用须弥座造型，多见于塔幢、墓室之内，与宋代类似，多施雕饰，颇为华丽。

　　元明时期的高等级台基开始大量使用须弥座造型，较早期华丽许多。栏杆也多改为耐久的石质栏杆。如图示明初南京孝陵享殿台基，为三层石砌须弥座，上立石质栏杆，雕饰精美、气势恢宏。普通的砖石包砌做法仍有广泛使用，如元代永乐宫建筑群中，均为砖石包砌的方形台基，明初武当山建筑群中亦有大量使用。

　　该台基创建于明永乐时期，将故宫最重要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集于一体。现今格局保持了初创时的尺度与比例关系，但构件多为历代修替后的结果。台基样式为典型的官式做法，用材均为汉白玉，规模宏大、雕饰精美、比例匀称，是明清时期皇家建筑台基的集大成者。

　　小木作依位置不同，可分为外檐装修与内檐装修。前者位于室外，包括门窗、装饰木雕等。后者则处于室内，包括屏风、藻井、天花以及各类陈设等。门是建筑出入、安防的基本设施，最常见者为版门，自周代青铜器之上已可看到清晰的形象，后期了泛运用于城门、宫殿、衙署、寺庙等建筑之上。其次为隔扇门，在唐代已大量使用，相比版门更加轻巧华丽，多用于小型建筑及室内隔断。窗是建筑采光通风的必备构造，早期窗多为固定做法，如佛光寺东大殿的直棂窗，后期出现了可开启的窗扇，造型多与隔扇门类似。屏风用来遮挡视线、分隔空间，常与各类家具配合使用。早期实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后期造型日益繁复，休量也不断增大，成为等级与身份的重要象征。藻井与天花位于建筑顶部，是高等级建筑的必备设施，也是室内装饰重要的组成部分。

　　版门一般为两扇对开，因其坚固安全且气势庄严，在各类重要场合得到了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强调安全防御的官殿建筑内，主要门道之上均安置版门。图为北京故官太和门西侧的昭德门，入内即为太和殿广场。大门装饰华丽、每扇之上纵横镶嵌了各九道门钉，合计九九八十一枚、象征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此外，还有精致细腻的铜鎏金门环及角叶。

　　隔扇门窗多用于小型建筑，常见为两扇对开，但亦可根据需要使用多对隔扇。隔扇门由上部的棂花和下部的裙板组成，隔扇窗则整扇以棂花镶嵌。门窗棂花的样式繁多，简易者可用直棂，复杂者宛如花团锦簇，如平阳金墓中的仿木砖雕隔扇就极其繁复华丽。明清时期的高等级棂花多用毬纹。图示为北京故官内的隔扇门窗，均为此种做法。

　　明清时期的民间建筑普遍喜好使用细密华丽的本雕，用以彰显财富，祈福迎祥。北方地区以晋商大院较为典型，南方则以徽州民居最为突出。如渐江兰溪诸葛村的丞相祠堂，可谓无处不雕饰，石柱之上的“牛腿”雕饰为骑狮的福禄之星，最有趣的是狮子脚下所踩，是福禄寿三字的组合。月果光滑圆润，斗拱轻盈细腻，梁下雀替还雕饰有戏曲人物。

　　藻井是建筑室内顶部穹窿状的木结构装饰，天花则是水平向封闭屋顶的板状装饰。藻井在汉代就已出现，彼时于建筑顶部设置井状结构，并绘制水藻等水生植物，用来压镇邪祟，避免火灾侵袭，故得名藻井。至后期则转变为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仅用于宗教或皇家建筑中。图示故宫御花园万春亭藻井为明代所建，内为蟠龙，外为翔凤天花，十分细腻精美。

　　室内陈设是小木作的核心内容，通常成套配合使用，如图示沈阳故宫崇政殿内，中央下部为一座木雕须弥座台基，边缘围拢木雕栏杆。上立一座高大的木制罩亭，雕梁画栋，前设盘龙柱。亭内为山字形云龙金漆屏风，前为金漆御座及脚踏。凡此种种，均是内檐装修陈设的精华所在。

　　传统建筑彩画多见于北方地区，可分为官式彩画与民间彩画两大类，具有装饰建筑、彰显等级、保护木材等作用。建筑之上施布色彩由来已久，先泰之际常见单色刷饰，汉代出现了各色对比穿插的做法，多以红色为主。至南北朝时期，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以晕色渲染立休效果的做法。随后成为历代高等级彩画的固定做法。唐宋时期的彩画仍以红黄等暖色调为核心，但至元代，以官式彩画为代表，逐步转以青绿色为主流，并一直沿用至明清。由于彩画不易保存、现存实物多为明清遗存，早期最完整者为永乐宫元代彩画、另在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易县奉国寺、应县木塔内，尚有辽代风格彩画遗迹。在莫高窟宋代木窟檐、山西高平开化寺内，还可看到部分宋代风格的彩画遗迹。同时，自汉代以来的各类墓葬中保留有大量彩画实物，典型如唐乾陵陪葬墓、辽庆陵、白沙宋墓等处的彩画。

　　永乐宫元代彩画是目前可见最完整的早期彩画实例、其中三清殿、纯阳殿内的彩画保存较好。对比唐宋时期的相关材料，特别是宋代高等级做法可以看到，元代彩画在色彩关系、图案构成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彩画不再以红黄等暖色调为核心，而是开始大量使用青绿等冷色调，同时纹样也逐步转为细密的涡卷造型。

　　明代官式彩画继承了元代彩画的核心特征并加以规范化，形成了明清时期最主流的、名为旋子彩画的样式。彩画的基本图案单元称为旋花，核心为一朵西番莲，外围环绕涡卷状花瓣。图案单元可单独出现、亦可分割为半个旋花。图示为北京东岳庙琉璃牌楼之上的彩画，就由一整二破旋花组成，是明清时期的典型做法，同时也可见明代琉璃制作技艺之高超。

　　和玺彩画出现于清初，是在明代旋子彩画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新型彩画，是清代官式彩画最高等级的样式，仅用于最重要的宫殿之上。和玺彩画中大量使用了象征皇权的龙风纹样，构图严谨，色彩绚丽，同时还普通使用沥粉贴金工艺，十分富丽堂皇，图为故宫太和殿的龙纹和玺彩画，采用了特殊的两色金工艺，通过使用不同含量的金箔，使色彩更加丰富绚丽。

　　苏式彩画与和玺彩画类似，也是清代独创的全新类型，一般用于园林、住宅等场所，彩画以形式自由、内容丰富、色彩艳丽、富于装饰性为特点，不追求过多的用金量，也不具有明显的等级意味，喜好绘制人物、花鸟、风景、博古器物等图像，顾名思义，彩画应源于江南地区，但现今所见苏式彩画遗存与江南民间彩画相去甚远，已发展为一类独特的官式彩画。

　　清代旋子彩画继承了明代同类彩画的基本特征。但更加规范化、程式化，旋子彩画的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主要用于各类次要殿宇、庙宇、衙署等。与明代相比，清代旋子彩画的旋花部分明显简化，不再绘制复杂的西番莲及花瓣纹样，改为较简单的涡卷弧线。但用金量普遍加大，装饰纹样也更加复杂，体现了清代官式彩画突出的装饰性。

　　脊部装饰是中国象征主义文化传统的突出表现。先秦时期的屋脊较为朴素，至两汉时期，正脊两端出现了类似花瓣萼片的饰物。南北朝时期则转为类似鱼尾的造型，称为鸱尾，如朔州九原岗壁画墓所见。鸱尾的出现与藻井类似，意在以鱼尾象征海水与降雨，用来防止火灾。至盛唐之后，龙神信仰日渐流行，鸱尾之上开始出现龙首造型，由此也改称鸱吻，同样寓意降水防灾。辽宋时期大体保持了中唐以来的造型，金元时期鱼尾形象变得日渐淡漠，更加趋近于龙身造型，至明清时期则彻底转为龙形。此外，正脊中央早期常安置朱雀等形象，如云冈石窟内所见，后期则改为宝瓶等造型。戗脊端部早期以鬼面瓦装饰，如九原岗壁画所绘。宋代参考《瑞鹤图》，可见安置有小兽及迦陵频伽，至明清则形成了复杂的脊兽装饰体系。

　　本时期是鸱尾的成熟期。盛唐之前的鸱尾，造型较为朴素，均为陶制，表面素平，仅外缘塑造为翻卷向上的鱼尾造型。图示为唐太宗昭陵献殿遗址出士的鸱尾，高达1.5米，是目前所见最大的早期鸱尾实物。至盛唐之后，鸱尾日趋华丽，玄宗泰陵出土鸱尾的下部已出现了龙首造型，被认为是后期鸱吻的起始。

　　本时期鸱尾已转化为鸱吻，造型更加复杂，还出现了琉璃制品。鸱吻一般于尾部外沿保持鱼尾造型，主体密布鳞片，下部龙头形象突出。龙首鱼尾的并存显示了信仰的混合与过渡特征。如图示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鸱吻，呈现了明显的龙首鱼尾特征。此外，宋徽宗《瑞鹤图》之上所绘鸱吻亦有类似特征。

　　本时期高等级鸥吻均为琉璃制品，愈发华丽，造型上龙首更加突出，鱼尾则日益模糊，如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鸱吻还能依稀看到鱼尾形象，但龙头已明显增大，还出现了强健的身体与龙爪造型。元代鸱吻以永乐宫最为典型，如图示无极门正脊鸱吻，头部硕大，鱼尾造型已颇难分辨，后部反向还有名为背兽的小型龙首，开启了明清鸱吻的先河。

　　明清时期的高等级鸱吻已完全转化为龙形，变得更加宽大方正，色彩也由青绿转为明黄色。如图示太和殿鸱吻，高近3.5米，是现存最大的鸱吻。鸱吻尾部已演化为卷曲的龙尾，龙尾侧面是俗称“剑把”的装饰，寓意固定龙身。下部刻意突出了龙首，龙爪的形象，后部反向也安置了背兽。龙身上部还装饰一条完整的云龙形象，称为仔龙，使整体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明清高等级建筑戗脊的末端，依等级会安置不同数量的脊兽，一般以骑鸡仙人居首，龙形戗兽收尾，中间脊兽自三尊起，取单数，最多为九尊。清代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和斗牛。太和殿作为至尊所在，其脊兽较之常规多出一尊人像，名为行什，是清代建筑的孤例。脊兽是从固定瓦件的钉帽演化而来，后期则含有了避灾、迎祥的寓意。

　　本篇从造型与布局、大木作、结构类型、斗拱、榫卯、屋顶、台基、小木作、彩画、脊饰以图示和要点解读的形式解读了中国建筑主要的10大建筑要素。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中国历史中这些传承底蕴、别有韵味的建筑“语言”和“诗句”，欣赏中国建筑艺术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