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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向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发布一份通知，要求全国12个省市推迟或停止目前使用投资不到一半的项目建设。上“黑名单”的是东三省，西北的内蒙、甘肃、青海和宁夏，西南的贵州、云南和重庆，以及天津、广西。

　　按照通知要求，交通基础设施、楼堂馆所均属“不得新建”范围。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以外的市政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项目等，列为“严控新增”。一些中央政府已批准的项目，例如经济适用房项目则不在此次停建项目的范围内。通知还要求，被点名的地方政府压缩投资完成率超过50%项目的投资规模。

　　列入名单的十二省市都是债务负担很重的“化债大省”。国务院要求这些省市应尽一切努力将“债务风险降至中低水平”，达到削减债务的目标后才有望重启地方基建。

　　简而言之，就是给“化债大省”划下了基建红线。这些年各级政府、大小衙门给企业划红线看多了，这次自我设限的大动作让人眼前一亮。

　　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这一重磅消息出台后，市场反应异常平静。非但没有影响大盘反弹，甚至基建板块也逆势上扬了。投资市场波澜不惊，说明狂热的“基建信仰”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切实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减少无效基建以化解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市场共识。

　　2023年，地方债问题备受关注。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问题也浮上了水面。一些负债大省一面艰难“化债”，一面还在大上项目。狂飙的基建投资规模，完全脱离了自身的财政能力。

　　比如地方债余额高达7000亿、负债率70%的甘肃省，2023年初公布的交通建设计划投资1300亿，比2022年增加了足足300亿。人口数量、经济体量是甘肃四五倍的中部大省河南，2023的交通建设计划投资不过1500亿，甘肃的“胃口”显然是太大了。

　　这么大的“胃口”，远远超出了甘肃的经济实力、财政能力。甘肃省的2023年全年财政收入不过千亿挂零，交通基建投资规模竟然超过了全年财政收入的30%。扩大交通基建投资的甘肃，亿博电竞官网还在“借借借”。中债资信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甘肃省发行的地方债券高达1619千亿，又借了1.6倍的财政年收入。就这种悬崖边缘的财政状况，还要上马1300亿的交通基建，哪里来的底气？

　　这些债务大省，吃光了财政还不够，还要掏空银行“上项目”。这还谈何“化债”？地方债问题就是多年基建投资盲目扩张滚雪球滚出来的，滚成了足以造成雪崩的超级债务包，他们还嫌不够吗？

　　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投资占比过高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比通常为20%-30%，发达国家为15%-25%。2022年经历三年的投资占比连续快速增长，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超过了50%，冠绝全球。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资本性支出过高。

　　2018年前后，中国各地政府的基建投资达到高潮，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40%以上，是经核组织（OCED）国家的四倍。OCED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政府支出中投资占比高一点是可以理解。但是相差四倍之巨，明显是过度了。

　　这种显著的差距，也解释了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那就是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2022年，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5%，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美国更是达到了60%以上。国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直接影响民生提高、消费增长，还衍生出产能过剩的经济顽疾，对经济良性循环无疑是有害的。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计算，中国的财政汲取度约为26%-30%，比美国要低5%左右。中国的企业平均净利润率不到3%，更比美国低了不少。宏观分配比例上看，中国政府和企业都没有“多拿多占”，那老百姓的收入为什么占比会那么低呢？问题主要出在了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美国政府财政支出40%-45%用于健康、社保等收入再分配，而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40%是投资性质的资本性支出。中国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大头是基建投入，近年来产业政策投资的占比增长较快，但是总规模还是远远不能和基建投资相比。

　　当然，政府投资的确有间接的再分配作用。这就是“基建派”始终强调的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等等。但是，这种“拉动效应”有多大、能否提供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取决于投资回报率。

　　烧钱谁都会，谁烧都是一时爽。这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但是，投资是否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创造可供长期分配的投资红利，就是另一回事了。

　　政府投资的收益率低，就是客观经济规律，而且是全球普遍现象。即便是政府投资的标杆的“新加坡国资委”淡马锡，长期的收益表现也在同类的投资主体中充其量算是中等水平。刚刚过去的2023年，淡马锡血亏73亿新币，年化收益率为-5.1%。去年的年景不好是事实，但是“新加坡国资委”没有创造“逆周期”的奇迹也是事实。

　　淡马锡高度市场化运作、灵活的组合投资尚且如此，我们行政主导、市场机制严重缺失的基建投资就更难指望长期收益了。对此，“基建派”也很清楚。所以，力主“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人士，只要涉及长期投资收益的争论，从来都是顾左右而言他的回避。从社会效益到国防需求，洋洋洒洒、兜兜转转长篇大论，就是不谈经济账怎么算。年化收益多少、多少年回本，除了立项时“可行性论证”糊弄下，事后绝口不谈。很多大型基建项目开工时热闹非凡，言之凿凿的“经济效益如何如何”很是唬人。等建成后，有几个能兑现规划立项时的经济测算的？

　　所谓“基建拉动经济”，真能拉动的就是投资周期时烧钱烧出来的那点短期效应。和基建联动的房地产还能忽悠到钱时，基建投入产生的债务转移到居民个人的房贷，多少还能遮掩账面的亏损。房地产搞不动了，卖不出房、卖不动地，真相彻底暴露——可供“分配”的，只有巨额债务和高昂的维护费用，和大把的过剩产能，经济运行因此陷入低谷。

　　因此，发达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是福利体系的再分配机制低效，奖懒罚勤的逆淘汰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而我们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挤占了大量社会财富，本该进入消费、民间投资的社会财富资源大量错配在无效基建盲目，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堆积了系统性风险。

　　和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化的“富贵病”长期病病歪歪，“稳定发挥”。我们的“投资过热症”则是延时性发作，有明显的周期性。在投资周期内，地方经济的各项指标看上去都很好，就像吃了的运动员特别容易出成绩。等“药效”一过，体能透支的副作用发作，就蔫了。

　　地方财政落入“基建拉动”的陷阱后，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药不能停”的财政毒瘾。这在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能力低下的地区，尤为严重。越是经济基础薄弱，投资正向拉动的作用周期就越短，债务反噬的困境就越深。落入债务陷阱后，自救无望的穷财政迅速“旁氏化”。哪里还顾得上寅吃卯粮的长期风险，明天就揭不开锅了，只有不断扩大债务规模维持现金流的只争朝夕。

　　尝过了上项目的好日子，谁还想过“紧日子”？有项目要上，没有项目创造项目也要上。上了项目也不会好好干，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清楚自己地盘的家底。怎么干都干不好，索性破罐子破摔把“投资”直接干成“分配”。由此衍生出大大小小的腐败问题不可避免。胆肥的化公为私大把捞钱，胆小的游走在违纪违规不违法的灰色地带。搞点编制多养几个自家的“周公子”，给“太古里闺蜜”安排个肥缺之类的，多大点事？

　　基建投资的经济拉动作用是画饼，“拉动分配”是真的。不过，这种分配的受益者只是一小撮圈内人。普通老百姓即便有点好处，到债务危机爆发后，还得带着利息还出来。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体现的很清晰，拿了大规模转移支付、上了大量项目的甘肃，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但是，省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只有50%。考虑到大量外部资金注入造成物价上升，老百姓从“基建蛋糕”中得到的实惠即便有，也是很有限的。甘肃人口统共不到2500万，几千亿基建投资按人头算，他们分配到多少？但是，七千亿的地方债是实打实的。怎么“化”，都无法避免后续的经济代价被“人均”。

　　很多经济薄弱地区的老百姓有基建受益的幻觉，这给“基建拉动”制造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其实，就算当初能喝到几口汤，“药效”一过，紧日子加倍。

　　总之，大量无效的基建投入，讲的是长期故事，赚的是短期收益，付出的代价是透支经济发展潜力、恶化政风民风，危害不可谓不严重。这个“毒瘾”不断，中国经济的潜力再大、基本面再好，也不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因此，哪怕“戒断期”的阵痛很剧烈，也是一定要断瘾治疗的。

　　国务院叫停“化债大省”的新增基建，展现了重振中国经济的勇气，应该叫好。如果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合理调整财政格局，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