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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洛阳铲,只要对历史、考古感兴趣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即使是普通的公众,大概也都听说过洛阳铲这个名词。但在公众眼中,这种工具却带有传奇特质,在一些玄幻小说中,洛阳铲甚至被描绘成了“摸金校尉”和“寻龙点穴”的独门神器,并衍生出了许多离奇的故事。那么,真实的洛阳铲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功能是干什么用的?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这种工具的前世今生。

　　洛阳铲,外形是由半圆筒形金属铲头和铲柄(铲銎),再连接以探杆的形制组成,洛阳铲的基本结构与平常的铲子基本相同,都是前部为铲头,后部为铲柄。与常见铲子的不同之处除了柄要比一般的铲柄长得多之外,更主要表现在铲头的形状不同。平常的铲头是平的,刃呈线形,而洛阳铲的铲头是筒状的,铲刃呈弧形。这一种简单、原始的钻探工具因原产地在洛阳,故以地名命名洛阳铲。

　　这种工具为啥会在洛阳产生呢?这还要从洛阳的历史说起。洛阳自古便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名,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建都时间超过1500多年,先后有100多位帝王在这里指点江山。所以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曾有诗赞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孔子在《论语》中曾说:“(天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天子就像北极星一样,要永远位于北方,而普天下的臣民则像其余的星辰,环绕拱卫在其四周。北邙山位于天地之中,洛阳北部,正好就像北极星一样被山川拱卫,因而成为了历代帝王最佳的王陵选址地点。

　　北邙山平均海拔仅仅有200多米,最高的首阳山也只有300多米,与其说北邙山是一座山,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连绵平缓的山原。然而对于墓葬的选址来说,北邙山的这一特征恰恰成了它的优势。它的地势相对较高,因此不易渗水和积水,有利于墓穴的长期保存；与此同时,它的山势起伏平缓,高敞而空旷,因此非常利于墓葬的修建和后人的祭扫。在这一高一矮的矛盾点上,北邙山恰恰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正因如此,北邙山不仅被帝王将相们钟爱,而且还受到了平民百姓趋之若鹜般的追捧。古代有句民间俚语“生在苏杭、葬在北邙”,道尽了人们对于北邙山的向往。两千余年间,在北邙山上星罗棋布着几十万座墓冢,以至于洛阳当地有“北邙无卧牛之地”的说法。有了数量巨大等级高的墓葬,出于对财宝的追求,洛阳地区很早就出现了盗墓的风习和职业。有了经常性的盗墓活动,也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专用的盗墓工具,洛阳铲最初就是一种专门的盗墓工具。

　　洛阳地区的盗墓活动很早就有史料记载。明代王士性所著的《广志绎》记述载:“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亿博体育官网入口app”这段除了记载洛阳地区的盗墓活动外,还记载了一种盗墓工具叫“铁锥”。这种工具的工作状态是用“铁锥”撞击到已经锈蚀的金、银、铜、铁等材质的古器物,王士性记载能通过闻气味得出结论,显然是神话这种工具的功能,其实用“铁锥”探墓的原理应该是“铁锥”探到墓中物品,锥端留下痕迹,通过观察锥尖的残留物,来分析墓葬的类型和随葬品的种类。同时也可以肯定一点,但这里的“铁锥”不是现在洛阳铲的祖形,因为它只有刺土的环节,没有现在洛阳铲的提土、看土环节。如果要找“铁锥”的遗孑,应该跟今天还在使用的“扎杆”差不多。“扎杆”也叫“探针”,它的外形一头是尖锐的长铁钎,操作者利用杠杆原理向地下压,通过手感来感知地下的土层。一般生土比较坚硬,不易穿透,而活土较为松散,容易进入。

　　战争以后,随着国外资本的涌入,开启了外国人搜刮中国古物之风,洛阳近代大规模古墓盗掘活动也渐渐兴起,触发事件是陇海铁路的修建。1910年代前后,陇海铁路洛阳段开工建设。铁路通过古墓集中的邙山南麓,筑路期间毁坏了一批古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外籍铁路职员竞相收购并私自偷运出境。古物交易的优厚利润刺激了盗墓活动。从民国初年开始,洛阳乡民对于地下古物由偶然发现逐渐转为多方的搜寻与盗掘,这种大规模的盗墓活动直到洛阳解放终结。其间数万座古墓惨遭破坏,数十万件文物流失海外。这种行业中,有权势的势力往往采取暴力、野蛮的工作方式来进行,而势单力薄的民间个人参与的话就需要想办法了,这也就无形中促成效率高的、简便的、新的专门工具出现。通过现代的考古调查、发掘可知,确实是在这个时期的盗墓活动中,遗留下了一类不同于以往的盗洞,这种盗洞为圆形,直径50厘米左右,是用一种圆形工具打造的。依据盗洞内的出土遗物,这类盗洞的年代上限一般不超过清末民国。这些情况说明盗墓工具的重大改变年代是在清末到民国初年,也间接证明现代意义上的洛阳铲产生的年代不会早于清末到民国初年。

　　同时很多文献也提及到了一种盗墓新工具,如1936年1月13日天津《益世报》中就刊登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袁同礼先生的洛阳查勘盗墓报告:“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采试地层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其参加工作者,共二十余人各执铁锥,分区探试,偶有所获,则欢呼若狂。”这篇报告中提到的“铁锥”的功能是“专作采试地层之用”,也就是已经具备将地下堆积带到地表的功能,这就和现代的洛阳铲的功能类似了。但他还叫“铁锥”而不叫“铁铲”,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铲头可能较小,与铲柄的差别不大,另外铲头的端部可能还是锥形,但这至少说明,在民国初年,现代意义上的洛阳铲已经产生,并已经应用于当时的盗墓活动中。

　　洛阳铲的发明这是谁?最流行的说法是民国年间洛阳北邙山南麓马坡村一名叫李鸭子的盗墓者。

　　据说,1923年前后,李鸭子到附近赶集,累了蹲在路边休息。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刚支起的包子摊,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上打洞以便放入竹竿,撑起大棚,方便食客用餐。而卖包子的老板在地上打洞的工具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戳一下,就能带起很多土。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马上意识到,这东西远要比他平时使用的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受到启发的李鸭子回家后就比照着那个工具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样诞生了。

　　这种说法来自李鸭子的儿子(一说为孙子)李合全另一种说法,可信度其实不大。因为这种工具的产生并不是一次性的,这就如同“蒙恬造笔”、“蔡伦造纸”的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吗?肯定不是。同理,李鸭子可能在洛阳铲的产生、发展史的关键节点上起到过助推作用,但洛阳铲的产生、发展、定型肯定是一个长期不断改进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专利。洛阳铲产生就是上面所述的民国初年洛阳大规模盗墓兴起的环境背景下,盗墓者为了追求效率与效益的直接推动下,洛阳铲应时产生,并在短时间内被盗墓者不断加以改进,最终成为今天的常见形制。

　　洛阳铲产生的时间和现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差不远,二者因为目的不同,所以在不同的轨道互不相交地运行了几十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洛阳铲才纳入考古的视野,成为考古利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新生。洛阳有一次成为焦点。1953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建设工程中,有6个放在了洛阳。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地下文物丰富,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工作也相应开展。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先生领队在洛阳开展古城勘察,由于地缘关系,把原来作为盗墓的工具运用到了辅古勘察工作中。但这种工具还没有使用“洛阳铲”这一名称。1955年第3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中,发表了新华社署名的《洛阳铲已被广泛采用》的报道。1955年第7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中刊登了洛阳蒋若是、黄士斌两先生所撰写的《洛阳铲》一文,正式提出为这种工具命名为洛阳铲。文中有“特别是最近经报刊报道之后”的叙述,应该就是指前面所说的新华社报道。接着洛阳文物工作者郭文轩相继发表《洛阳铲的使用方法》和《配合基建使用“洛阳铲”钻探古墓的一些工作方法与经验》的文章,对洛阳铲的形制、使用方法、作用以及工作流程、工作量计核乃至报酬等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此后有关洛阳铲在科学考古工作中的应用,逐步得到了推广与普及。

　　为什么中国考古界要利用洛阳铲来进行探测呢?这与中国地下埋藏文物堆积的特质有关。由于中国古代长期以土木建筑为应用形式,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废弃埋藏后,基本又“尘归尘、土归土”,形成了所谓的“软遗址”,所以土中找(辩)土是中国田野考古常规的操作环境,而洛阳铲这种工具所具备的破土、提土的功能,兼具易操作、破坏小的特点,能够满足考古工作需求。即使出现一些特殊的环境,通过一些针对性改进或特别设置,也能够基本达成目标。按照近年颁布的《田野考古勘探规程(试行)》,应用于考古钻探中的洛阳铲分为三类,即普通铲、破障铲和套铲。这三种形制的探铲分别针对不同的堆积状况,所谓普通铲即常规所见的洛阳铲,适用于含水分较少的土壤堆积,破障铲主要是针对于勘探中因堆积中存在坚硬的异物,如砖石等,而套铲则适用于含水分较高或土壤结构过于松散的情况。如超深堆积,也可使用接杆或吊杆,据说洛阳铲探的进尺曾经深达63米。在多年实践的积累下,洛阳铲探已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突出的特征之一,随着国际考古交往活动的增多,洛阳铲探也逐渐走出国门为世界所认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就曾将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作为礼物赠送给当地的考古界。